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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廷海:為什么說新一輪城鎮化事關成???

每日經濟新聞 2020-06-03 20:52:42

中國城鎮化與城市發展事實上是國家應對風險、調節國民經濟和內需的戰略工具,是應對風險的強大政策工具。

每經記者 余蕊均    每經編輯 劉艷美

不僅“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再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今年首次提出的“兩新一重”建設,其中之一正是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

特殊時期,城鎮化似乎又走到一個特殊關口,事關促消費、惠民生,以及調結構、增后勁。

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城市規劃系主任武廷??磥?,中國城鎮化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大幅度發展,明顯受到國家意志的影響,其中(有)相當程度的政府調劑行為在里面。”

他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春夏論壇上表示,中國城鎮化與城市發展事實上是國家應對風險、調節國民經濟和內需的戰略工具,是應對風險的強大政策工具。

但城鎮化也不是萬能的,實施城鎮化戰略需要把握好它的進程和規律,否則可能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投資過度、債務過高、產能過剩等后果,并釀成新的風險。

這一輪風險應對中,如何才能“化危為機”?

節奏感

研究發現,中國城鎮化表現出一定的節奏性,并且這個“節奏”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風險及其防范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武廷海解釋說,1997年~1998年發生金融危機,馬上實施了城鎮化戰略;到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我們又開始推進城鎮化。這中間開始變得謹慎一點,包括上次“非典”時期,強調“有效引導,健康發展”。

“一個危機發生以后又會帶來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這里面有很明顯的節奏感。”他表示,這個階段實際上面臨風險暴發帶來需求的不足,通過城鎮化推進來擴大內需,風險進行轉化,又會帶來投資積累的過度,然后再來進行調整,形成新的一輪。

整體而言,1998年~2017年20年間,中國城鎮化總體呈現出五年一階段、十年一周期的特點。

與此同時,在危機爆發和風險轉化過程中,城鎮化帶來投資增速的周期性起伏變化,進而促進了經濟平穩增長。

由此得出的經驗是——

中國城鎮化與城市發展是國家應對風險、調節國民經濟和內需的戰略工具,是應對風險的強大政策工具。

城市化不是萬能的,必須掌握它的規律。如果把握不好這個規律,會帶來非常大的麻煩,投資過度、債務過高、產能過剩等等,并且可能帶來一些新的風險。

面對風險,如果應對得好,就會“化危為機”,為城鎮化的轉型升級帶來重大契機。

主戰場

這一次,風險不僅肉眼可見,或許還將“深不可測”。

截至目前,全球尺度上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判斷基本明朗。

今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指出,疫情造成2020年全球經濟將急劇收縮3%,全球正面臨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萎縮,其程度遠超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

5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2020年人類發展報告:觀點》指出,2019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人類發展指數自1990年提出以來首次出現衰退。

在武廷??磥?,疫情爆發和后續發展,既是公共衛生問題,同時也是嚴重的城市問題。

比如,世界上95%以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分布在全球近1500個城市的城市區域;

零售餐飲、住宿旅游、交通運輸、文化娛樂等城市服務業成為受沖擊最大的行業;

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易受病毒感染和失業的雙重威脅,是疫情下最敏感的人群……

視線拉回國內,疫情不僅對經濟平穩增長產生巨大沖擊(一季度罕見負增長),失業風險更不容小覷。

數據顯示,2020年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3%,2月為6.2%,1月~2月新增城鎮失業人員400萬人。同時,今年還有874萬應屆生,“最難畢業季”難度系數攀升。

從近期各方釋放的信號看,“千方百計惠及民生”是核心,這對城鎮化、城市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武廷海說,從“化危為機”的經驗來看,中國城鎮化受這次疫情和國際危機爆發的影響積累,“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是戰略的發展期,而這個戰略,“有成敗”。

在他看來,城市將是這次應對危機的“主戰場”,特別是大城市在這次危機應對中如何發揮主體作用,挑戰著城市工作者的智慧。

宜居城市

武廷海直言,這是新一輪“化危為機”的城鎮化過程的開啟,將直接關系著中國城鎮化的前途,甚至決定我們的成敗。

能不能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出奇制勝”?或者在被動的局面中,早一點走出危機,發揮一些積極的影響力?

“城鎮化戰略不僅僅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也是我們一個重要的法寶。”在他看來,新一輪城鎮化已經不是從傳統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的問題,而是在新型城鎮化的基礎上,怎么來應對危機。

武廷海特別提到,現在是“十四五”前期,城鎮化戰略在國家戰略里應有可以發揮的位置。“今天的城鎮化已經不僅僅是科技問題,實際上關系著發展,甚至政治、經濟等全局性問題,城鎮化在新的疫情條件下要發揮它的作用。”

目的上,不僅要滿足美好生活的需求,還要發揮城市的保障作用。

今年3月,住建部副部長倪虹曾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上指出,城市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四個保障作用——保供給、保清潔、保安全和保急需(如建設雷神山、火神山醫院)。

按照武廷海的觀點,疫情影響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已經不是單純的傳統發展模式的糾偏與轉型,而是在疫情倒逼下加快相關領域的改革與創新。

他特別提到,希望把“宜居城市”建設作為未來城鎮化道路的中軸,在新的國家規劃中,把它作為城市建設的重要綱領。

“宜居城市建設不是技術問題,”武廷海說,“它看上去是個物質建設,實際有社會治理的含義和社會發展的含義在里面。”

毫無疑問,進入美好生活,宜居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最簡單的是,社會公民財產中,如果對有形財產做個比例測算,“居”將占到非常大的比例,可以說,“宜居是老百姓最核心關切的問題。”

共建共治共享

過去,我們在學習西方城鎮化經驗中取得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如果繼續用追求剩余價值的辦法,城市越建越大、越建越新、越建越快,最后就會被繞進去,城市的社會這一面,怎么辦?

武廷海認為,中國的新型城鎮化,根本目的或者發展方向應該是以人為核心,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空間需求。實踐中,可以探索通過使用價值來主導空間生產的模式,實現空間的共建共治共享。

好的變化在于,目前除了韌性城市、生態城市外,國內還提出建設公園城市,“這是非常強大的面向老百姓生活的做法”,武廷海認為,這已經有了建立在自然基礎上的“悠然見南山”的社會形態,有著特別的含義。

在擴大共享空間的同時,還應該建立適應都市社會的城市治理與規劃體系。

武廷海解釋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城市化是在做“世界工廠”的過程中做成的,以制造業為基礎;而現在國際上的大都市,無論紐約還是倫敦的發展,根本上都是以服務業為基礎,是都市社會和人群集中消費的社會。

走向都市化,無疑對空間生產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需要建立新的社會維度。

“我們希望將城市工作提到應有的綜合、整體、全面的新高度。”他提到,疫情表明,中國城市的治理已經成為影響國家發展乃至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實踐,相應的,有必要加強城市工作的分量,更全面地考慮城市問題以及城鎮化之路。

作為城市規劃工作者,武廷海理解,面向城市治理的城市規劃,將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國土空間格局、人居環境建設的共同需求,應該發揮“引領作用”。

下一步,需要更多的部門、學校和團體統一起來,面向國家的需求,來建設面向城市治理的規劃工作。“城市規劃注定是多學科的,城市學科的看家本領一定不在‘劃紅線’。”武廷海說。

(本組圖片據武廷?!吨袊擎偦c風險應對》)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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